四川农村日报20191108期
电视往事

    

□宋扬
  影片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中,集体看电视的场面在我看来无比亲切,因为,我也曾经历那样的生活。
  我们生产队的第一台电视机是披红挂彩用拖拉机从县政府迎回来的,仪式像娶亲一样隆重。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,我们生产队人均日生产值达到了一元钱。这个数据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,在当时却是整个仁寿县生产队的翘楚。说这话有个前提:我们生产队是宋家坝的坝中之坝,田多土少,田在河边上,水稻产量高。吃不完的水稻卖给乡粮站,粮站一统计,了不得啦!长河村2队就这样在全县出了名。于是,县里说,咱县就比着长河2队学习。
  记得当时,父亲站在村里那辆刚从县城回来的六轮拖拉机的车斗里,那台电视机被他紧紧抱在怀里。父亲的旁边簇拥着村委会的几个干部——他们就是这样一路抱着电视机搭的车,如同抱着刚出生的婴儿,如同抱着鸡窝里刚捡起的鸡蛋——他们怕颠簸的土路把这个宝贝疙瘩震烂了。
  盖住电视机的红布被揭开来,大家的脑袋被伸长的脖子支起,眼睛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堆里探寻,像是打量某家从花轿里出来的新媳妇。那是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,如今看来其屏幕和稍大一点的平板电脑差不多,但其块头却很厚实。那口高脚电视柜像新郎一样羞涩而迫不及待,为了这一刻,它已经在三天前被村里唯一的木匠赶制出来。木匠捯饬它,如同打扮一位新郎官——柜门四四方方,是小伙儿刚毅的脸;柜腿高高瘦瘦,是小伙儿修长的腿;柜顶有插在空酒瓶上的野花,是小伙儿漂亮的头发……
  父亲把电视机放进柜子,电视机端端正正坐在那里,怎么看都是一个羞涩而文静的新媳妇。
  电视机就放在我干爹宋泽军家里,一来他经营着社办酒厂,多少懂一些电器;二来他家隔队上适合放电视的大院坝最近,搬动方便。
  记忆中,当时能看到的电视台只有两个,中央电视台一套和四川电视台。那些年看过的四川电视台的广告至今耳熟能详,什么“红岩牌高级蓝黑墨水,书写流利,不沉淀,不塞笔,不腐蚀笔尖,省优产品,质量最佳”啦,什么“五通桥的钟声响,这是乐山竹根机械厂”啦,什么“佳肴伴侣,果城味精”啦,什么“嫦娥姑娘下凡来,硬要和我喝一台。你一杯,我一杯,喝得脸上红霞飞。为了永远喝此酒,干脆结婚不要走”啦,就那么几条广告,翻来覆去地播。我们就在电视机前翻来覆去地跟着念,念着念着,就念到心里去了。
  《霍元甲》是我们看到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。霍元甲每一次与日本浪人和俄国大力士的对决都让人热血沸腾。我们甚至在空旷地跳来跳去,学习霍元甲的徒弟——陈真的“飞毛腿”。后来霍元甲死于日本人的毒药,对日本人的愤怒更是充溢在长河村每个人心中,那是最朴素的爱国情绪的宣泄。1984年奥运会,两腿是泥的村民们通过电视认识了“铁榔头”郎平,他们从田里做完农活,扛着锄头也要为女排吼两嗓子才回家。
  天刚麻麻黑,干爹他们就把锁着电视机的电视柜抬到院坝里。各家各户的男人们催促还在田里干活的婆姨们早点回去做晚饭,孩子们胡乱扒拉两口饭或者干脆饭也不吃,就扛着三四根凳子跑去占位置。跑得慢的,一家人只能远远地看电视,甚至只能远远地听声音。
  夜幕降临,当广告结束,“正片子”开始时,院坝里早已是乌央乌央一大片人。电视机前,小人儿们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;人群中,老头儿的叶子烟有一搭没一搭地飘起几缕薄烟;借着电视机的光亮,某些婆姨纳上了鞋底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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