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川农村日报20180810期
残照


    □吴佳骏
    我想把故乡装进相机里。当我第一次将相机带回故乡时,我在村子里游走了整整一周时间。
   相机里有一群虫子。它们是一队偷运粮食的蚂蚁。我碰到它们时,是一个中午。农人都回家去了,只剩下两把镰刀,插在麦田里,诉说着收割的喜悦和哀伤。那队蚂蚁正是利用这个无人的空挡,干起了偷窃的事。但它们并不是高明的小偷,也没有任何盗窃工具,只用嘴抬着麦粒前行。那样子,更像是在服一场苦役。其实,即便农人在现场,蚂蚁也是可以光明正大地搬运粮食的。再小气的农人,也不会跟一队弱小的蚂蚁争夺那点口粮。我拍下它们,实际也是在拍下大地上的同情。
   相机里有一棵树。一棵枯树,立在路边。我每次路过,都要在心里替枯树默哀。曾经,它也枝繁叶茂,冠盖如伞,年年都有鸟儿来树枝上筑巢。每年夏季,水稻收割后,父亲就把稻草绕树堆放。我和村中的小伙伴将草堆掏个洞,趴在里面 “躲猫猫”,那是我们童年时的乐园。如今,不知何故,这棵树死去了,只剩下骨骼,刺向苍天。我拍下它,既是纪念一株植物的圆寂,也是纪念一个人远去的童年。
   相机里还有一副石磨。它安放在咱家的屋檐下,落满了尘埃。那些年,这副石磨可是咱家的“功臣”。母亲时常用石磨推苞谷粑和麦粑给我们改善伙食。我尚年幼,只能站在石磨前,朝磨眼里喂泡胀的苞米或麦粒。母亲不停地重复推磨,像重复她那枯燥而乏味的人生。石磨每转动一圈,粑浆就从石磨的缝隙中流出来。我当时特别嫉妒石磨,它总是比我们先尝到鲜香的食物。等它吃饱了,才把咬碎的残渣吐出来给我们吃。可离了它,我们又只能忍饥挨饿。不知有多少年没吃过用石磨推的东西了。父母早已没了推磨的力气。这副石磨呢,似乎比我父母还要老,它的“牙齿”几十年前就已被磨损。只露出一个磨眼,像一个永难愈合的伤口。我之所以拍下它,不是要替它疗伤,而是修补我自身的创痛。
   最重要的是,相机里还有一片残照。那是我在一个黄昏拍下的。拍摄地点在我家后面的山坡。那山坡是我们村的至高点。幼时,放学归来,我喜欢去山坡割草。风从远处吹来,将地上的草吹得东倒西歪。我用锋利的割草刀将草割倒,就像风将白天吹成黑夜。我和风,都在改变一些细小的事物。待野草装满背篼,我通常都不会回家,而是坐在山坡边的一块岩石上,看落日下坠。在一个孩童的眼里,落日无疑是美的,像课文里描述过的一幅画。那时,我还不配谈论沧桑。尽管,沧桑也是一种美;也没有学过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这样的诗句。我唯一感受到的,只有自然界的神奇。
   但在那天黄昏,拍下残照的黄昏,我已经没有了当年割草时的心境。尽管,我按下相机快门的时候,站的位置依旧是童年割草时坐过的那块石头,面对的同样也是童年割草时望过的那个落日。我说不出这是为什么。是我的心里多了浮躁和世故的原因吗?是我的情感里多了惋惜和惆怅的缘故吗?是,也不是。
   在拍残照之时,正在山坡干活的两个老人影响到了我对落日的审美。那是一对老伴儿,年龄都已过花甲。他们在残照笼罩下,佝偻着背锄地。老人看到我在拍照,对我的相机流露出兴趣。这时,我也不自觉地就将镜头对准了他们。老俩口见我在拍他们,都停了手里的活儿,尽量挺直背。挺了几次,都没挺直。我让他俩靠拢一些,我的提醒让他们感到羞涩,仍站得很开。那一瞬间,我将两个来自大地上的老人定格在了大地上。
   几个月过去,其中的一个老人谢世了。我拍的那张照片,成了他们今生拍的第一张照片,也是最后一张照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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